当然，它摊派给各企业的捐款份额也随之增加。但是，捐款用途并不明确，反而激化了党内派阀抗争。同时，由恳谈会统一归口捐款，并没解决各企业“分头献佛”的问题，各派阀和企业之间任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金钱流通渠道。

  另外，由恳谈会明目张胆地给自民党捐款，难免有公然相互勾结之嫌，常常受到舆论的攻击，鉴于以上理由，财界出现经济再建恳谈会应予解散的主张。

  日本经济四团体之一的经济同友会首先提出解散经济再建恳谈会的主张，以“政治问题研究会”的名义，于1962年1月27日发表了《关于政治刷新的中间见解》，力主解散恳谈会，另行建立新的机构，改革自民党的选举制度，以形成所谓名副其实的议会政治。

  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中山素平和同友会常任干事山下静一也提出类似看法。他们都以为，目前社会党发展非常迅速，自民党只热衷于角逐政权，派阀抗争越来越激烈，选举时花钱慢慢的变多，这样的一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日本信越化学公司总经理小坂德三郎说得更明确：“我们并不是跟再建恳谈会对着干，但像这种有害无益的恳谈会最好不要。为自民党花钱虽然不值得，但若社会党上台更危险。对财界来说，政治就像一个火柴盒，太精心保护似乎划不来，但太粗心大意又很危险”。

  自民党得知上述动向，缬感不安，担心财源被切断。于是研究对策，准备制定一个“永久、稳定的财政计划”，另成立一个新的集资机构。1960年4月成立自民党财务委员会，首相池田勇人亲自担任委员长，委员都是自民党核心人物及派阀领袖。

  与此同时，自民党外围组织“国民协会”成立。成立的理由是，由自民党财务委员会单独收集捐款，有产生腐败的危险，应另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捐款的机构。具体分工是，党员（包括国会议员、地方议员和其他党员)的党费由财务委员会办理，党友、参赞等个人和法人的赞助费、捐款由国民协会收集，直接交党总部经理局。

  国民协会于1960年7月15日成立，目的是“对以自由民主为宗旨、为实现健全的议会政治的政党给以资金上的合作”。当时的募资计划是，法人会员分为5000日元、1万日元、5万日元和10万日元四种，个人会员分为每月100日元、500日元、1000日元和1万日元四种。当初曾估计，国民协会的法人会员和个人会员向自民党的捐款数额，每月将近1.5亿日元，全年可达十六七亿日元。

  但是，真实的情况却不尽人意。有些财界人士私露微词：“与其给自民党交这点不太名正言顺的小费，还不如把钱捐献给派阀更有利可图。”

  有的国会议员也认为，这种集资办法反而会影响选票，不如不搞。个人会员也不肯出钱，说什么“让我入会可以，但每月交100日元会费，只发给一个价值80日元的小册子划不来”。

  所以，国民协会成立半年以后，虽然个人会员发展到1.5万余人，法人会员发展到近千个，但实际集资只有1亿多日元，还不足原来设想的十分之一，这对自民党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国民协会是在日本经济再建恳谈会解散的前提之下成立的，成员不仅包括财界人士，许多作家、医生、评论家等文化界人士也担任理事，目的是给人以更具广泛性的印象，同时避免行业团体和企业单独提供政治捐款时有可能会出现的权钱交易现象。

  ①“把保守党变成真正的国民政党”，②“要在国民中扩大对政治的正确看法和想法”；③“把国民的声音直接反映到政治中去”；④“广泛筹措清白的资金，净化政治”。

  在这四大目标中，前三项显然是冠冕堂皇的口号，是为第四项服务的。但是，自民党的财源归根到底还要依靠财界，其他人加入国民协会仅仅是逢场作戏罢了。而财界为自民党出钱，压根就不是“清白”的，所以国民协会“挂牌”之初，筹款指标远远没有达到。

  但是，国民协会成立的真正目的还是为自民党开辟一条聚钱渠道。因为自民党需要钱，又不能重走单独捐款的老路，总得以新的形式统一归口，因此，扩大国民协会在“集资”方面的作用，成为自民党的当务之急。

  1962年7月，参议院选举在即，财界急需为自民党筹集一笔巨款。这个任务便落在国民协会身上。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位号称“捐款部长”的花村仁八郎。

  花村根据某财界首脑的指示，将总数为80亿日元的捐款数额作为“临时会费”分配给该财团所属的各公司。花村拟定了一个缴纳临时会费的行业团体和行业名单，按企业的资金多少进行摊派，将来企业获取好处时，也按摊派捐款多少取得“收益”，尽量在各企业之间公平交易、论功行赏，避免了很多麻烦。

  这样，80亿日元通过给国民协会交纳临时会费的方式为自民党提供了参议院选举时的“追加费用”。

  国民协会作为自民党的外围组织，在财界的支持下逐渐壮大起来。各府县纷纷成立支部。到1964年底，除熊本县外，全国46个都道府县都成立了支部，由国民协会为自民党募集的政治资金也年年增加。由1961年刚成立时的1亿日元，迅速增加为1962年的6.3亿日元，1963年的18亿日元和1964年的27亿日元。即三年之后，便超过了原来的计划目标。

  自民党和财界是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关系，国民协会则是联结这二者的窗口和纽带。1969年大选时，“经团联”向下属各企业摊派了总额40亿日元的“大选对策费”。与此同时，自民党为维护“安保体制”，对付预计1970年也许会出现的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又要求30家大企业再捐款16亿日元作为“70年安保对策费”。这样，合计捐款56亿日元，相当于1967年大选时的3倍。为此，各企业纷纷发出怨言。

  “明年(1970年)6月，赤军派扬言要大干一场，如果他们给你们公司点一把火，那么就会立即造成一二十亿的损失。为了防患于未然，必须要让自民党在这次大选中取胜。所以，你们不愿意也得掏钱。”

  56亿日元捐款就这样凑齐了。据说，在这次大选中，各企业捐给自民党各派及政治家个人的资金也不少于56亿日元，所以自民党在这次大选中估计花了100多亿日元。

  进入70年代，国民协会有了较大发展。1970年7月，会员总数达8.5万余人，其中8000为法人会员。资金的绝大部分来自法人会员，也就是财界。据统计，自民党1969年度总收入为52.9亿日元，其中35.9亿日元为国民协会捐款，约占68%。其余收入为，由国库支付的“立法事务费”2.4亿日元，党费7800万日元，银行借款12.7亿日元。

  1972年田中角荣上台以后，更加明目张胆地推行金权政治。在1974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据说自民党共花去500至1000亿日元，是一次公认的“金权选举”。这次选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自民党和财界首脑一起动员大企业总出动，自民党干事长亲自给2000家大中型企业写信要求赞助，财界首脑标榜“为保卫自由社会”，各企业一定“倾巢出动”支持这次选举。

  三菱集团动员下属27家公司的董事长、正副总经理一级人物107人联名加入后援会，成立5万个后援会支部，每个支部长负责发展20名后授会会员，总共发展了100万名后援会会员。尽管如此，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仍然惨遭失败。

  这次企业总动员式的选举，道到社会舆论和在野党的强刻谴责，自民党也因此而四分五裂。财界看到自民党大败和分崩离析的局面，对这个“不肖之子”颇感不满和失望。经团联、东京电力总公司以及银行、钢铁业界等纷纷表态今后不再给自民党出钱。

  随后财界出面成立“议会政治现代化委员会”，要求自民党解散派阀，革新政治。这样，以募集政治资金为己任的国民协会一度陷入形同虚设的境地。

  但是，从根本上讲，自民党和财界的关系是“相依为命”，互为依存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1975年3月，国民协会改组，改头换面为“国民政治协会”。3月20日，新日本制铁公司正式决定恢复向国民协会缴纳一度停止的会费，随后其他大企业也陆续恢复对自民党的政治捐款。

  7月17日，自民党干事长中曾根康弘与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友会等财界首脑商定，正式恢复对自民党的政治捐款。年末，财界向国民政治协会提供50亿日元，以抵偿自民党的银行贷款。

  据自治省正式统计，自民党在1966-1975年的10年间，共得政治捐款880余亿日元。但实际上这只是“冰山之一角”。因为自民党的政治捐款“透明度”（公开数字在捐款总额中的比重）一向很低。例如1975年自民党的公开透明度为77%，但据说实际上的透明度只有0.1%。究竟“透明度”多大，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公开数字约占捐款总数的10%左右。7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财界通过种种渠道向自民党提供的政治活动资金约在1000亿日元以上。

  自民党的政治活动资金，除了通过上述恳谈会、国民协会和国民政治协会的渠道直接流入党总部之外，还以派阀资金的形式装入政治家个人的腰包。

  一是出于个人之间的交情，对政界老朋友提出的捐款要求不便拒绝；二是通过捐款获取“回报”，使企业得到实惠，建立“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关系；三是在企业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企业一定同政界实权人物建立个人关系，即使没有“近期效益”，也要从长计议，以防生意上的不测。

  派阀所集资金的用途，主要是派阀领袖向下属议员提供活动经费，以此为诱饵，派阀才能维持下去。因为个人后援会、培养地盘和选举等都需要大批经费，如果派阀领袖没有筹集资金的能力，那么他的派阀也就失去吸引力，所以资金是派阀存在的最重要前提，资金的多寡是决定派阀盛衰的首要条件。正因为如此，派阀资金在自民党政治资金中所占比重最大，而且透明度也最低。在自民党金权政治中，派阀资金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

  除一般意义上的派阀资金之外，自民党的政治家还有一个独特的财源，那就是倒卖土地和股票，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当属田中角荣。田中的财源，虽然也靠接受捐款，但主要是依靠自己的资金后盾——“田中家族”。

  早在战后初期，以土建为主的“田中家族”就已显露雏形，但是田中家族的“幽灵企业”（即有名无实的“皮包公司”）为田中提供巨额不义之财的体制，还是60年代以后形成的。“幽灵公司”一直以田中或田中家族的名义从事倒卖股票和土地的活动。关于股票交易与金权政治的关系，“幽灵公司”从事股票交易时，往往以低于面额的价格买入，以当时的上市价格售出。

  由于面额和时价差距很大，所以上亿日元的不义之财往往唾手可得。土地更是如此，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一倒手便是上亿日元的利润。另外，有名无实的“幽灵公司”可以把所得暴利分散，以各种公司经费的名义将收益转为亏捐，以逃避纳税。

  倒卖土地牟取暴利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倒卖千叶县富津炮台山的一个旧陆军营地。1964年中东产业公司以7200万日元的价格把这块约26.4万平方米的国有地买到手。1973年4月11日上午，中东产业公司以9.8亿日元卖给富津物产公司。两小时后，富津物产又以12亿日元的价格卖给辉伸兴产公司。几分钟以后，辉伸兴产又以15.7亿日元卖给田中角荣的“幽灵公司”新星企业公司。

  这样，一块地皮一天之内四次易手，价格由9.8亿日元上升到15.7亿日元。那么，田中的新星企业公司是不是吃亏了呢？否！据当时行家估价，这块地原封不动再卖出去，每平米可作价6000-9000日元，总共可卖16-24亿日元。这-一带是有名的风景区，如果近期内列为别墅风景区，这块地的总价可达50亿日元。

  可见，田中只此一桩买卖就可获得数亿乃至数十亿日元。田中的财源还有一个特殊的渠道，那就是来自土建业界的捐款。据向自治省的申报材料，1972年度田得捐款20亿日元，其中50%来自土建业界。所以有人讥讽说，“田中是用搞土木建筑的方法来搞政治”。田中的钱来之于土建行业，也用之于土建行业。田中内阁时实行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使土建行业大发其财，田中又用土建行业的捐款供养着“田中军团”的政治家，使政界“土建业化”。登上权力顶峰的田中角荣，也把日本的金权政治推上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般来说，日本的政治家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是只花别人的钱。不掏自己腰包的。但也有例外，自民党议员藤山爱一郎就是只花自己的钱，以至在从政的数年间，把父辈遗留的家产都消耗殆尽。

  藤山爱一郎是财界首脑人物藤山雷太的长子，早年继承父业，担任大日本制糖公司总经理，在战前战后都是日本财界的头面人物之一。1957年他立志从政，辞去财界200余个职务，曾任岸信介内阁外相。60年代以后，他多次竞选自民党总裁，为此卖掉几乎所有股票、土地和绘画等巨额财产。据说他为政治耗费的家产高达50亿日元，结果屡遭失败，终未如愿。眼看资金耗尽，出山无望，1975年退出政界，被称为“败家子政治家”。

  藤山爱一郎的事例说明，在日本，像他这种“把丝绸手帕当抹布用”的政治家是行不通的。

  “从我决心进入政界时起，就意识到要花一部分私产，因为搞政治总是要花钱的，但花费如此之巨远远超出我的预料。选举要花钱，维持派阀花销更大。每到大选时，必须给本派的人‘活动费’，每个活动费红包’，少则几十万，多则数百万。到后来，为了筹集活动经费，不得不把股票、土地甚至房产卖掉，我过去也给别人捐过款，所以自己从政后不愿意给财界的朋友添麻烦。但政界花钱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又不算帐，所以搭上多少财产也不够。从池田内阁(60年代初)时，我开始意识到，这样下去可受不了，到佐藤内阁时代，我也开始搞点政治捐款，但那时我自己的家底已经所剩无几了。”

  “进入政界时，我曾想，就用自己的钱干我力所能及的事。既当政治家，就最好和企业的关系一刀两断。美国的实业界出身的政治家大都如此。但是，这种想法看来有点太理想主义了，和日本的政治现状不相吻合。田中的财源问题，招致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我是用自己的钱从事政治活动的。但我并不因此就认为‘唯我清白’，因为在钱的用途这一点上，我和别人并没有两样。”

  藤山爱一郎是一位较为正直的政治家，生前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了大量工作。也许因为他出身于财界，深知财界为政治捐款的苦衷，加上自身为人正直，所以试图以实际行动在政治和金钱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但是，从他上述这段回忆录中显而易见，他承认失败了。事实正是如此，恰恰是这位以自己的私产竞选总裁的人，反而屡道失败，最后落得“赔了夫人又折兵”。唯一的收获是，最后悟出了一个道理：在日本，政治和金钱是永远分不开的，不管钱从哪里来，用途是一样的，殊途而同归！藤山这段发自内心的独白，既是对他自身仕途的反思，也是他对日本金权政治的“彻悟”，这段用几十亿日元换来的“真言”，耐人寻味！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